今年4月22日，由南越难民背景的高雄被任命为代理美国海军部长，接替了被罢免的约翰·费伦。9月1日，前总统川普正式提名他成为海军部长，现正等待参议院确认，任命程序尚未完成。高雄在1975年西贡沦陷时只有四岁，出生于南越的显赫家庭，父亲曾在南越担任农业部官员及副总理助理。随着西贡政权的崩溃，全家逃难，最初抵达关岛，之后辗转到了西非，最终在12岁时定居美国弗吉尼亚州，成为一个真实的南越难民。这样的任命让历史的伤痛重现于世，呼唤起当年“逃往怒海”的故事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左翼力量崛起，右翼势力日渐衰退的年代。苏联在二战胜利后，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输出革命，引发代理战争，并形成了强大的红色浪潮。与此同时，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，美国开始逐渐向左倾斜。实际上二战后，许多真正的美国保守派被清洗，执掌政权的多是左翼势力，其中既有激进的，也有伪装成保守派的温和左。这些左翼人士实际上都是“Uncle Joe”支持者，包括罗斯福和杜鲁门。杜鲁门在任内就毫不犹豫地撤换了诸如麦克阿瑟这样的军事指挥官，后来的艾森豪威尔、肯尼迪、约翰逊、福特和卡特等人也都是如此。他们相继出卖自己的盟友，把大部分世界拱手让给了“Uncle Joe”，同时在美国国内进行左翼改革，导致美国逐渐成为一个左翼盛行的国家。这种全球的右退左进的趋势，直到上世纪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相继上台后，才有了改观。

在众多美国民主党左翼总统之中，肯尼迪和卡特的表现尤为突出。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下，美国出卖了南越吴庭艳政府和伊朗的巴列维政权。南越的奠基者兼第一任总统吴庭艳，是在肯尼迪的命令下被政变推翻的，并且通过243号电文被明言允许叛军将其杀害。吴廷艳的被害使南越失去了抵抗北越的能力，最终美军撤离，西贡被攻陷。著名军方顾问罗德·D·马丁曾说：“南越的沦陷并不是因为战败，而是因为背叛。”尽管尼克松和基辛格签署了《巴黎和平协议》，迫使北越承认南越的主权，美国也曾承诺一旦北越违反协议会提供支援，南越军队当时也做好了反击准备。然而，水门事件的爆发使得一切变得不同。1974年，美国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，直接削减了对南越的援助75%，禁止对北越军队的任何回应，看着北越肆无忌惮地违反协议。最终，南越军队失去了武器、弹药和后勤支持而崩溃，这种惨败并不是因为缺乏勇气，而是背叛的结果，而背叛者恰恰是十年前曾派兵去那片土地作战的同一批民主党人。1975年4月30日，最后一架美国直升机从西贡大使馆的屋顶起飞。与此同时，美国国内的民主党和左翼运动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反战示威。著名乐队披头士的约翰·列侬高喊“要做爱，不要作战”，而好莱坞明星简·芳达更是亲赴北越慰问士兵，公开指责美国的轰炸是“战争罪行”。这些事件在好莱坞的经典电影《第一滴血》中也得到了生动的再现。

然而，随之而来的并非和平，而是人间的地狱。北越消灭南越后，对数万政治对手展开了大清洗，数十万人被处决，数百万人被送往劳改营，许多民众被迫流亡至名为“新经济区”的集中营。到了70年代末，至少有200万越南难民乘坐简陋小船逃出越南，其中约半数在途中遇难，被称为越南船民。这些难民在海上漂泊超过一千公里才能到达香港，那里被认定为“首个收容港”，所有越南船民需经过审核方能获得美国和欧洲的居住资格。香港政府广播中的内容严禁越南难民因经济理由入境，违者将被驱回越南。如果想了解为何南越民众宁死也要逃离祖国，可以观看1982年的港片《投奔怒海》，由许鞍华执导，林子祥和刘德华主演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许鞍华的许多作品都相当优秀。高雄正是这些逃难者中的一员。

“多米诺骨牌效应”绝非虚构，柬埔寨和老挝相继沦陷，波尔布特这个曾被美国左派赞誉为“柬埔寨的乔治·华盛顿”的人，企图屠杀自己国家三分之一的人口。而伊朗的情况也类似，卡特的背叛导致盟友巴列维国王下台，被迫流亡，允许苏联支持的霍梅尼上台，令该国一夜之间从“中东的巴黎”沦落为伊斯兰政权，不仅如此，霍梅尼还向美国发起挑战，占领德黑兰美国大使馆，劫持了四百多天的人质，最终使伊朗成为中东反美情绪的中心，也开启了一个动荡的新时代。尼克松在其著作《不再有越南》中确切指出：一旦决定出征，美国必须全力以赴，绝不轻言失败；除非涉及国家的核心利益，否则不应派遣军队；一旦作出承诺，便应信守对盟友的诺言。和平源于实力，而非软弱。然而，美国似乎遗忘了这一切。